宋·南外宗正司（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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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南外宗正司（泉州）
宋宗室與宗正司
——宋宗室的定義與昭穆。
——宗正寺。
——大宗正司。
——西、南外宗正司。
北宋滅亡。
宗室南遷。
南外宗正司遷至泉州
——南外宗室遷至泉州。
——遷到泉州的南外宗室人數(shù)。
——在泉趙氏皇族（太祖派。太宗派。魏王派。）
——南宋宗室機構設置體系的形成。
南外宗正司職官
——職官設置
——南外宗正司知宗司事名錄
——主管南外睦宗院官名錄
——南外敦宗院主管名錄
——南外宗正簿名錄
宗室事務的作用逐漸擴大。
趙士雪刂、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事件。
泉州南外宗人口增長。
駐地（南外宗正司司署。睦宗院。宗學。清源書院。教授廳。）
宗室宅院管理的一例。
宗室的授官。
宗室的科舉。
地方政府的經濟負擔。
真德秀的對策。
宗室參與海外貿易的問題
——宗室從事商業(yè)活動是普遍現(xiàn)象。
——南外宗室大量從事海外貿易活動。
——南外宗室海外經商的最有力物證——后渚宋代古船。
宗室任職市舶司。
參與九日山海神祭祀活動。
宗室的消費
——商品消費。
——文化消費。
宋室傾覆和蒲壽庚降元。
泉州宗室大屠殺
——大屠殺發(fā)生的時間。
——大屠殺的地點。
——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shù)。
——大屠殺的動機。
——趙由馥的敘述。
——逃亡。
崖山兵敗。
元朝對宋朝殘余宗室的態(tài)度
——元朝政府對宋朝宗室并無統(tǒng)一政策。
——趙由馥自傳表達的意蘊。
明代殘存的宋宗室后裔慢慢恢復生氣
【本版主要依據(jù)美國·賈志揚著、趙冬梅譯《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11），以及其他資料編制?！?/FONT>
宋宗室與宗正司
宋宗室的定義與昭穆
河北涿郡趙廣漢為京兆尹，其子趙貢亦為京兆尹，形成涿郡趙氏。
至趙貢八世孫趙弘殷有五子：長趙光濟，早亡，入宋封為曹王；次趙匡胤，是為北宋開國皇帝，號宋太祖；三趙光義（趙匡義），原為晉王，趙匡胤卒后繼位，為宋太宗；四趙光美（趙匡美），封秦王，后改魏王；五趙光贊，為岐王，早亡。
宋朝立國之初，趙匡胤將其尚存的三兄弟的后裔確定為皇族，即宗室，親寫御書，編寫三派“玉牒”（宋皇族族譜），并親自制定了三派的十四字昭穆，以為排輩之分；另立遺囑：“我族無親疏，世世為緦麻?！?BR> 趙匡胤制定的宋宗室三派（后稱太祖派、太宗派、魏王派）的十四字昭穆為：
太祖派：“德惟守（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宜順?！?BR> 太宗派：“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季同?！?BR> 魏王派：“德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次古光?！?BR> 十四字用完，又重新從頭開始，這樣從宋代開始已經循環(huán)二次，又重新起始，一千零三十多年已歷36代之多。
鑒于趙氏子孫蕃衍人數(shù)眾多，同一姓名者頗多（這在宋代宗正司管理時是不允許的），所以在明·成化（1465—1487年）間，太祖派后裔趙惟珤（字德正，號古愚）和趙惟憲（號朽叟）重修族譜時，曾把“玉牒”又增加十四字，稱為今十四字，而把原“玉牒”十四字稱為原十四字，仍按三派區(qū)分。
太祖派今十四字為：“溥綱鼎建存忠厚，禮義謙和最用循。”
太宗派今十四字為：“原本懋兼思尚實，式景均中慶以充。”
魏王派今十四字為：“先賢廷輔文才廣，資質端莊盛傳芳?！?BR> 宋時原十四字一直在海內外流傳，除個別字輩有差異外，如《宋史》太祖派第三個用“守”字，族譜則“守”、“從”通用，其他基本上一致。
而今十四字并無傳下，只在《天源族譜》中看到很多名字是“原”和“今”輩并用。如趙惟（綱）珤，即古愚。又如軍事學家趙本學，原名趙世（建）郁。這種三個字為名，不是姓名，而是“原”和“今”字并有，這也是南外宗支系在明、清時一個特點，原十四字輩是由宋太祖親自御定，據(jù)傳，新十四字輩的啟用，趙氏人丁難以蕃衍旺盛，因此，新十四字輩只是擺設，現(xiàn)在仍沿用宋太祖御定的原十四字輩循環(huán)。
宗正寺
至遲在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沿襲唐代做法，建立宗正寺，作為政府部門之一。但宗正寺的職能，局限于維護宗室譜牒，管理太廟、后廟、皇家陵寢等主要祭祀場所，與宗室成員本身似乎毫不相干。至仁宗朝，宗正寺才又加上監(jiān)督宗子宗女婚姻的新職能。（《宋會要輯稿·職官》）
大宗正司
隨著宗室人口的急劇增長和宗室居住地的越來越擁擠，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仁宗創(chuàng)設新的宗室機構——大宗正司，為宗族自行管理部門，作為宗正寺的補充，受命糾正宗室的過錯與違法犯禁之事。（《宋會要輯稿·帝系》）
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奠定大宗正司作為最高宗室管理機構的地位。（《宋會要輯稿·職官》）
然而，《宋史》第一次記載大宗正司是在神宗朝（1067—1085年），其時大宗正司的職掌已完全定型，包括核實監(jiān)督津貼發(fā)放、教育、敦睦宗室、受理訴訟、糾正違失。
西、南外宗正司
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四月，蔡京拜相，上疏條陳宗室改革方案九條，其中關于宗室教育1條，科舉和其他入仕方式4條，如何養(yǎng)活散處各地的貧困宗室1條；最核心的3條提出，在地方創(chuàng)設兩處宗室居住地“敦宗院”。（《宋會要輯稿·職官、帝系》）
地方的兩處“敦宗院”最終定在西京（今河南洛陽）和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取未賣官田，建立“宗室官莊”；使用官府宅院和遠離市井的開闊地建房，或在鄰近兩京的州府居住。兩京分別設立外宗正司，即西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掌外居宗室”，與當州通判共同管理宗室事務。
兩個外宗正司的設立時間不得而知，但在崇寧三年(1104年）九月，首批325名遷徙的宗室成員已經到達南京（今河南商丘），因此不會遲于此時。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27·職員·方面·諸司附·宋·西外宗正司》引《宋史》曰：“崇寧三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西外宗正司于西京，各置敦宗院。仍詔各擇宗室之賢者一人為知宗，掌外居宗室。而置教授以課其行藝。又詔敦宗院宗子有文藝、行實眾所共知者，許外宗正官考察以聞?！?BR>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 “ 《八閩通志》、《宋史》：崇寧三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西外宗正司于西京。各置睦宗院，擇宗室之賢者一人為知宗，掌外居宗室，而置教授以課其行藝。”
北宋滅亡
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女真人在東北的崛起，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建立漢化的金王朝，紀元收國元年。在北宋朝廷看來，這提供了一個擊敗宿敵遼國的大好機會。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雙方達成協(xié)議，兩國共同擊遼，共享戰(zhàn)果。
宣和五年（1123年），在金的打擊下，遼國全面敗退，宋、金就燕京和十六州之地歸宋問題達成協(xié)議。
宣和七年（1125年），金俘虜遼主，宋朝抱怨自己所得的遼的領土份額不足，金朝迅速轉而攻宋。當年夏歷十二月，金兵兵分兩路，攻占宋朝的兩個州，包圍北部中心城市太原，占領了華北平原東部黃河以北地區(qū)，但在渡河時遭到暫時挫敗。
次年（宣和八年，1125年），金兵卷土重來，四月包圍開封33天，從宋朝勒索巨額賠款之后撤軍。八月間，欽宗拒絕金人的和約條款，金兵回師開封，開始第二次圍城，歷時四個月。宋朝反擊失敗，開封陷落，宋王朝投降。
靖康二年（1127年）初，欽宗、徽宗和1300名皇室成員、900—3000名宗室，以及眾多官員、侍從和仆人，被擄北上燕京。宋太宗的直系子孫差不多都成了俘虜。
關于隨二帝被北擄的宗室成員人數(shù)，史家最常用的數(shù)字是3000。方豪《宋史》也使用3000這個數(shù)字，但將整個后宮包括在內。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靖康二年三月十日”條描述金兵從開封掠走宗室的情況，說“前后凡得三千余人”，其中女性至少占一半。后宮直到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才被從開封掠走，因此，這3000人應當不包括后宮。
宗室南遷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日，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稱帝，改元建炎，是為南宋·高宗。
在河南洛陽和河南商丘的宋太祖派下的西外、南外宗室幸運地逃過女真劫掠，他們單獨或結伴南渡，開始出現(xiàn)在中國南部的每一片土地上。他們最初的明確目的地是高宗的南宋朝廷。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27·職員·方面·諸司附·宋·西外宗正司》引《宋史》曰：“南渡后，‘南外移鎮(zhèn)江，西外移揚州，其后屢徙?！B興三年，西外置于福州，南外置于泉州，蓋初隨其所寓而分管轄之。”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 “南渡后，（南外宗正司）移鎮(zhèn)江。其后屢徙?！?BR>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載，建炎初，“上將有幸，先徙諸宗室于江淮。于是，大宗司移江寧，南外移鎮(zhèn)江，而西外移揚州。明年春，又移西外于泰州及高郵軍。三年冬，又移于福州，而南外移于泉州，以避兵?！?BR> 高宗即位三個月后，也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八月，知南外宗正事在奏疏中敘述了當時的概況：宗室成員進入淮南尋求安置，但在淮南路，只有揚州有足夠的地方和物資；因此建議來自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南外宗室遷往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來自西京（今河南洛陽）的西外宗室遷往揚州，來自開封（東京）的宗室在江寧府安置。（《宋會要輯稿·帝系》）
因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處于抗金前線，出于安全考慮，建炎間（1127—1130年），南外宗室又遷至揚州（今浙江紹興）。
在此后的幾年中，宗室南遷政策與種種突發(fā)事件結合在一起，使宗室出現(xiàn)了大分裂。
建炎二年（1128年）初，淮南東路西京宗室的管理機構分為高郵軍、泰州兩支。
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知大宗正事趙仲琮上章，描述了江寧府在安置宗室中所遇到的問題。由于軍隊的需求致使住房缺乏，他們不得不將宗室安置在寺廟等公共建筑中，但是宗室的人口太多，仍舊難以全部安置。因此，仲琮請求將他們再往南遷，或是到江南東路的信州，或是到江南西路南部的虔州。朝廷選定了虔州，但環(huán)衛(wèi)官宗室繼續(xù)留在皇帝身邊。
三個月以后，來自江寧的宗室和大宗正司官員已經越過虔州，到了更南方的廣州。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廣州成為大宗正司的所在地。
允許部分宗室留在朝廷的做法受到了攻擊，一方面是因為臨時首都（此時為杭州）住房困難、物價上漲、生活費用過高；另一方面，南班官已經成了大宗正司在宗室中最主要的管理對象，因此大宗正司官員不希望他們懸隔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因此，大宗正司打算把杭州的南班官宗室也移往廣州，高宗表示同意。但這個計劃是否實施不得而知。
所謂“南班官”，是帶有環(huán)衛(wèi)官官銜的宗室的總稱，指他們在朝會中處于殿廷南部的位置。
南外宗正司遷至泉州
南外宗室遷至泉州
建炎三年（1129年）臘月，在揚州的南外宗室機構和宗室成員，又從海上到了福建南部的大城市泉州（《宋會要輯稿·職官》）。盡管事先有所計劃，發(fā)給宗司官員租船的資金，還派人去打前站；但此事正好發(fā)生在高宗為了躲避金兵而避難海上的時候，因此南京（應天府）宗室實際上也是逃亡隊伍的一部分。不管到泉州的動機如何，南京宗室（南外宗）卻在泉州安頓了下來，泉州也將成為南宋宗室的超級中心。
宋代中國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對沿海所投注的興趣和關注。漢、北朝和唐曾經享有的通往中亞的陸上絲綢之路被切斷之后，宋代轉向大海，開辟出一條西到印度洋的廣闊的貿易體系，后來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泉州在“海上絲綢之路”這個貿易體系的中心，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設置市舶司，南宋初年取代廣州（廣東）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海上貿易港。泉州的進出口商品名目繁多，舉不勝舉。通過泉州，香料、香、棉花、蜂蠟、犀角、象牙、珍珠、銀、金、玳瑁、硫磺等宋朝上層越來越離不開的奢侈品源源輸入中國；通過泉州，中國的絲綢、瓷器、漆、酒、大米、糖和銅錢等商品不斷流出。（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海絲之路·興盛篇》）
多數(shù)論者認為，除了泉州政治安定外，其商業(yè)財富是選擇它作為南外宗司中心的主要原因，因為宗室是一個消耗巨大的負擔。
在其他地方，局勢仍然混亂，不少地方涌現(xiàn)出臨時宗室機構，來管理、照顧那些分散的宗室。這些地方包括江西洪州、吉州、廣東南雄州。
紹興元年（1131年），西外宗正司搬到兩浙路的湖州。
遷到泉州的南外宗室人數(shù)
當時遷到泉州的南外宗室人數(shù)為339人，其中宗子122人，宗女126人，宗婦78人，所生母（妾）13人。這是紹興元年（1131年）九月，中書舍人胡文修為削減辦事人員，上疏支持濮王·趙仲湜合并西、南兩外宗正司的計劃時提到的數(shù)字（《宋會要輯稿·職官》）。
胡文修還同時提到西外宗室有176人，其中宗子95人，宗女49人，宗婦30人，所生母（妾）2人。
宗室成員散居在帝國各地，因此217名男子和298名婦女肯定不是南方宗室的全數(shù)。但是，泉州、湖州兩處無疑是最大的宗室聚居地，而兩處加起來人數(shù)才只有500多一點兒，這個數(shù)字也表明宗室遭受了巨大的人口損失。
將近七十年之后，歷史學家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0》提到宗室成員的總數(shù)時，引用了大致相同的數(shù)字，稱南外宗正司有340多男女，西外宗正司有180名。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又提供了另外一組數(shù)字：紹興元年（1131年）前后，南外349人，西外179人；政府每年支持宗室的開銷是，規(guī)模較大的南外宗室60000貫，西外宗室30000貫。對于立足未穩(wěn)的南宋朝廷來說，這是兩筆大數(shù)。每位宗室每年可得約180貫。作一個比較，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開封宗室每月的開支是70000貫。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南宋宗室成員的生活方式必定要儉樸得多了。
在泉趙氏皇族
在泉趙氏皇族有三支：
太祖派：
宋太祖（趙匡胤）次子燕王·德昭第五代孫趙子镠、趙子侁隨南京外宗正司徙遷入泉。據(jù)《泉州南外宗子進士世系考》載，太祖派燕王房“子”字輩入泉尚有子玖、子野、子綸、子純、子懋、子術、子伸、子浚、子馴、子亮、子章、子儼、子直、子尺等 14 支；秦王房還有子家、子霖、子偁、子儈、子俊等 5 支），其后代一直在泉州蕃衍，趙子镠、趙子侁等為太祖派燕王派入泉始祖，趙子家等為太祖派秦王房入閩始祖。其后裔現(xiàn)居住在甲第巷、涂門街。
南宋末，蒲壽庚叛宋降元，殘殺宋宗室及士大夫，五世趙與蕃游宦于外未遭殺，隱名埋姓避禍，后子孫在南安柳城路水頭居?。▍⒁娙輾v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祠堂·宋皇室合族趙氏大、小宗祠》）；七世趙由鈍被外家姑姑所救，出走寄居于武榮（今南安豐州）外祖辜氏家，其子孫即在武榮繁衍。廿一世孫趙伯勛（一名厚勛，又名萬勛，趙由馥第八代孫）清·順治辛丑年（1661年）全家同鄭成功徙臺不歸，在臺灣開基創(chuàng)業(yè)。
太宗派：
宋太宗（趙光義）第四子商王·元份第三代孫仲忽（追封太師、岐王）第十三子趙士晤，拜右監(jiān)門大將軍、貴州團練使，解洺州圍，以功遷知洺州，兼防御使，遷泉州觀察使，再遷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遷節(jié)度使（未拜而卒），子孫在泉繁衍。
泉州有三個太師墓（即趙士晤卒后贈太師，葬南安三十一都鵬洋崗；其子趙不流卒贈太師申國公，葬南安三十都小郡龍湖山；其子趙不懬卒贈少師開國伯，葬武榮邑三都招賢里小潘山）。
據(jù)《泉州南外宗子進士世系考》載，隨南外宗正司南遷入泉且出進士的“士”字輩還有士歸、士約、士□、士贊、士畀、士稖、士武、士多賚、士雪刂 、 士迒、士瑄、士尚等12支，趙士晤等為太宗派入泉始祖。
魏王派：
魏王（趙光美）次子廣平郡王德隆第四代孫趙公義，拜忠郎右班殿直，南渡居于泉州。據(jù)《泉州南外宗子進士世系考》載，隨南外宗正司南遷入泉且出進士的“公”字輩還有公緬、公羲、公逮、公迥、公揆、公述、公洋、公愭、公重、公柳、公滋、公端、公譿、公璐、公貺、公贄、公刊、公宜、公呈、公明、公普、公填、公晶、公慐、公迄等 25支，他們?yōu)槲和跖扇肴甲妗?BR> 其后裔原居泉州城南，廿五世趙若鳳攜子趙嗣蘇從泉城大門鋪南岳境大郎巷遷居甲第巷大宗祠內。
南宋宗室機構設置體系的形成
趙仲湜的兩司合并計劃未被接受，很可能是朝廷擔心讓一個地方來負擔兩支宗室，會更加吃不消。相反，西外宗正司卻在福建北部的福州建立了機構和屋舍，與泉州的南外宗正司遙相呼應。西外宗正司搬到福州的確切時間不得而知，但據(jù)《宋會要輯稿·職官》所載，最遲在紹興二年（1132年）6月，它已經在那里了。當年南、北兩宗正司的首腦計劃召開年會，討論共同的問題，協(xié)調政策。
到紹興二年（1132年），南宋宗室機構設置的輪廓已經變得清晰起來。除了泉州和福州的兩大中心外，兩浙路的紹興府（舊名越州）有宗正寺，首都臨安（舊名杭州）有大宗正司，還有重建的睦親宅。睦親宅安置的是留在朝中侍奉皇帝的南班官宗室，他們是碩果僅存的有服宗親。終宋之世，在所有有宗室居住的州，都委派有一位宗室長者，來領導宗室成員，監(jiān)督宗室所享有的錢糧津貼的發(fā)放。
從此，南外宗正司成為管轄泉州、漳州趙宋宗室的衙門。
南外宗正司職官
職官設置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27·職員·方面·諸司附·宋·南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置司泉州。職員俱與西外宗正司同。”
查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27·職員·方面·諸司附·宋·西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一員；丞一員，以本州通判一人兼；簿一員，以本州簽判兼；敦宗院主管一員，文、武各一員，后省武臣一員，宗學教授一員?！?BR> 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名錄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30·秩官·歷官·方面·宋·諸司附·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記載有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名錄，后來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南外宗正司知宗司事》略有增補與修正，名單為：
“趙士樽，建炎間任。
趙士亻褭（從《閩書》增），建炎中任。
趙令懬（《八閩通志》作上“廣”中“艸”下“思”）、趙仲□（“弓畨弓”合一字）、趙士瞰（從《閩書》增）、趙仲弼（再任。從《閩書》增）趙士謜、趙士珸（有傳）、趙士雪刂、趙子游（令懬子），以上俱紹興間任。廉正文臣。
趙不猷，隆興間任。
趙士豢（善詩，與守王十朋相好）、趙士穆，以上俱乾道間任。
趙士歆、趙士石、趙不敵、趙不流、趙子濤、趙公迴（有傳），以上俱淳熙間任。
趙不逷、趙公迴（再任），俱紹熙間任?！栋碎}通志》惟有上一名，諸志俱有二名。
趙不艱、趙不戒，俱慶元間任。
趙彥提（《八閩通志》作“彥禔”）、趙不懬（《八閩通志》作上“廣”中“艸”下“思”）（有傳），嘉泰間任。
趙伯橚，開禧間任。
趙善踐、趙不培，俱嘉定間任。
趙善軿、趙□（上“”下“政”）夫，俱寶慶間任。
趙汝固、趙彥侯（知安溪縣。有傳），以上俱紹定間任。
趙師蹇、趙崇嵓，俱端平間任。
趙汝□（上“共”下“心”）、趙師賑、趙汝騰（知泉州。有傳），以上俱嘉熙間任。
趙師恕、趙師珂、趙希循（臨江人）、趙希袞（有傳）、趙與份、趙鞏之，以上六人年代無考?！堕}書》作淳祐間任。
趙吉甫（從《閩書》增）?！?BR> 主管南外睦宗院官名錄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主管南外睦宗院官》：
“主管南外睦宗院官：初置院時宗子三百四十九人，嘉泰中至一千八百余人，郡守倪思請于朝，再置新睦宗院，各有主管官。
張洵、黃祖舜（福清人），俱建炎間任。
李銑（《福建通志》、《閩書》銑作詵。有傳）
梁季珌，乾道、淳熙間任。
林行知，嘉定間任?！?BR> 諸葛直清（有傳。南安人。從《閩書》增）。
彭爚（侯官進士，年代無考）。
留元圭（有傳。從《八閩通志》增）”
南外敦宗院主管名錄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30·秩官·歷官·方面·宋·諸司附·南外宗正司》：
“(敦宗院)主管：
黃祖舜，建炎初任。
李訦、張洵、梁李珌，俱乾道、淳熙間任。
林行知，嘉定間任。”
南外宗正簿名錄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南外宗正簿》：“南外宗正簿：黃公度，有傳。高子升，古田人，以僉判兼靜退清修，典刑后輩?！?BR>
宗室事務的作用逐漸擴大
隨著時間的推移，南外和西外宗正司在宗室事務方面的作用逐漸擴大。
一是祭祀。福州西外宗室成員被賦予一項獨特的榮耀——供奉御容，以合適的禮儀來祭祀它們。
二是司法。宗室成員有罪需要監(jiān)禁時，單月送往泉州，雙月送往福州（《宋會要輯稿·職官》）。
再有，一項紹興三年（1133年）提出的計劃在紹興廿六年（1156年）開始實施，這就是西外、南外宗正司每年開會討論共同遇到的問題（《宋會要輯稿·職官》）。
由于泉州成為南宋最大的宗室聚居地，因而成為實際的宗室事務中心，雖然它遠離首都臨安。
趙士雪刂、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事件
宗正司長官的選拔任命，都來自南班宗室的圈子。因此，初時的泉州南外宗正司長官趙士雪刂和福州西外宗正司長官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是濮王一支的堂兄弟。然而，這對堂兄弟卻在紹興卅一年（1161年）都因丑聞下臺。
趙士雪刂，太宗六世孫，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八月二十五日以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凡三任南外，實歷九年”，《宋史·卷244·列傳3·宗室1》載：“令懬字深之……子子游，官至湖北提刑，用戶部侍郎王俁薦，加直秘閣。會建寧節(jié)度使士雪刂知南外宗正司，以事去官，言者請擇宗室文臣之廉正者代之，遂以命子游。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子游始?！毖酝庵?，即趙士雪刂不廉正而罷去知南外宗正司職務。
趙士雪刂去官的原因，與奪取蕃商船只有關。據(jù)南宋·朱熹《朱子全集·卷89·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范如圭）神道碑》載，范如圭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知泉州，當時“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前守不敢詰”。該南外宗官即趙士雪刂，前守為辛次膺。趙士雪刂有恃無恐，“至奪賈胡浮海巨艦”。賈胡訴于州、訴于市舶司，“三年不得直”；范如圭上任后，“皆以法義正之。宗官則大沮恨，密為浸洎以去如圭，遂從中旨罷?！?BR> 范如圭因受到士雪刂誹謗而罷職后，趙士雪刂“奪賈胡浮海巨艦”一案不了了之。直到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因漳州百姓黃瓊控告福州西外宗正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強行購買海舟，趙士雪刂才一起被罷官。
關于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一案，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88》、《宋史·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傳》、《宋會要輯稿·職官》都有一些記載。
漳州商人黃瓊擁有一艘船，到南蕃貿易，其父客死異鄉(xiāng)，貨物被人強奪，空舟而歸，導致破產。官府堅持黃瓊賣船也要償還債務。這艘船的買主不是別人，是使用了化名的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
黃瓊不滿，直接到杭州投匭。兩次投匭，朝廷派右諫議大夫何溥審理此案。朝廷令福建提刑司將船還給黃瓊。但何溥報告認為，黃瓊有那么多債務，再加上積累下來的利息，黃瓊又不得不賣船，“是舟必折而入于知宗（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之家”。
鑒于趙士雪刂和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強奪胡賈巨船和民船，也因為“紹興末年，泉、廣二州市舶司與西南二宗司犯法載銅錢，而郡縣卻無可奈何”，朝廷才罷了趙士雪刂和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的官，并規(guī)定“兩宗司今后興販蕃舶，并有斷罪之文”。
令人感興趣的是，邵武軍學教授柯宋英所撰《趙士雪刂的墓志銘》（《閩中金石錄·卷9》）絲毫沒有提到他的罷官，只是說紹興卅一年（1161年），他請求作祠廟官，結果被接受了；次年，他在路上死去。
《墓志》還提到，紹興廿九年（1159年），士雪刂因在南外宗正司的出色政績而遷官，說：“他以自己的善良人格引導宗室，特別是孤兒和沒有朋友的人。他嚴肅，但絕不冷酷。在宗室文化當中，有一種仿佛上古三代才有的高貴氣氛。”
即使是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似乎也沒有給這種氛圍帶來太多的不光彩。兩年之后，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和他的弟弟士錢（“竹”字頭）答應將半數(shù)的朝廷賞賜奉獻給朝廷，支持抗金戰(zhàn)爭，因而受到新皇帝孝宗的獎諭。
《宋史·卷245·宗室2·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傳》載：“隆興中，以邊事未寧，與士錢（“竹”字頭）奏減奉給恩賞之半以助軍興?！薄端问贰ぞ?45·孝宗本紀》把這個主意全部歸功于士錢（“竹”字頭）。士錢（“竹”字頭）也是同知大宗正司，這個主意后來被全體南班宗室接納。
但是，黃瓊事件對宗室造成了兩個重要后果：
一是絕對禁止西外、南外宗正司官員（僅針對宗司官員，而非宗室）參與海外貿易，這就剝奪了他們的一項可能的利益來源。
二是在選拔誰來替代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士雪刂擔任福建宗正司長官的問題上，皇帝同意跳出南班宗室的圈子——以往的任命都來自這個圈子，選拔“宗室文臣之廉正者”，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此始。根據(jù)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88》的記載，從此，宗室文官經常出任宗室領導職位。
這一政策轉變的意義無疑是重大的。它結束了南班宗室獨擅宗正司的局面，朝廷轉向福州、泉州兩大中心，以及所有與家人獨立居住在中心以外的宗室成員，從中選拔宗正司的領導官員。
泉州南外宗人口增長
泉州南外宗正司遷到泉州后，從有數(shù)字的紹興元年（1131年）之后的一百年間，宗室人口出現(xiàn)驚人的增長，從339名宗子、宗女和宗婦，發(fā)展到紹定(1228—1233年）間的2300多人。
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萬有文庫本）中載：
“建炎（1127—1130年）置可之初，宗子僅349人（按：《宋會要輯稿·職官》記紹興元年（1131年）泉州宗室總數(shù)339人）。
其后日益蕃衍，至慶元（1195—1200年）中，則在院1300余人，外居者440余人（總數(shù)1740人）。
【明·萬歷《泉州府志·卷9》記，嘉泰年間（1201—1204年），泉州宗室總數(shù)1800人。】
至于今日(紹定年間，1228—1233年)，則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總數(shù)2314人）?！?BR> 上述情況表明，最顯著的增長發(fā)生在12世紀，但在擁有統(tǒng)計數(shù)字的整個時期，都繼續(xù)著增長趨勢。泉州一州的官方統(tǒng)計人口在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是201406戶，到南宋·淳祐年間（1241—1252年）是255758戶，假定平均每戶5人，那么泉州一州的人口總數(shù)在前一個世紀是100萬，后一個世紀是125萬。
2300名宗室只占125萬人口的1%，但是下述幾個因素卻使他們具有與其數(shù)量不成正比的分量：
第一，他們聚集在泉州城的中間及其周邊，而泉州城在南宋的人口只有20萬。
第二，所有的宗室成員都可以從政府領取俸祿或補助錢米，因此這個數(shù)字在財政方面所蘊含的意義是非?？捎^的。
第三，宗室是富有的，因此靠宗室維持生計的仆人、隨從、手工藝人、商人，甚至和尚的人數(shù)應當是宗室人數(shù)的許多倍。
紹興到慶元六十余年間，宗室人口增長了400％；而此后至紹定年間的增長率只有33％。
沒有史料能夠說明后來的人口增幅銳減，是因為死亡率升高或出生率降低，還是二者兼而有之。
構成南宋初期宗室主體的是第四到第七代宗室，事實上他們的增長速度絕沒有達到五倍，只有開封宮宅中的早期宗室曾經如此。
可能的解釋是，紹興到慶元年間泉州南外宗室人口的巨大增長，是新的宗室家族不斷遷入的結果。
第一，紹興元年（1131年）的政治局勢極度動蕩不安，在接下來的幾年之中出現(xiàn)宗室移民潮是非?？赡艿摹?BR> 第二，紹興九年（1139年）曾出臺一個計劃，要把尚未定居的宗室成員送往宗室中心。（奏章見《宋會要輯稿·帝系》）
第三，后來的趙氏族譜表明，宗室家族的遷移在整個南宋都極為普遍。經濟史家普遍認為，當時的泉州正處于非常繁榮的時期，因難舍泉州舶稅之膏腴，極有可能將住在外地的宗室吸引過來。
駐地
南外宗正司司署
南外宗正司司署正式移置泉州，是在紹興三年（1133年）。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就有宋宗室陸續(xù)來到泉州。南外宗正司司署設在府治西南忠厚坊古榕巷內水陸寺中，位于泉州舊館驛西側大船亭以北、古榕巷西北隅，今梨園劇團所在地。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 “紹興三年，移置西外宗正司于福州，南外宗正司于泉州。蓋隨其所寓而分管轄也。”“隆慶《志》：南外宗正司在水陸寺街，元以其地之后半置。清軍驛俗呼舊館驛?！?BR>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在肅清門外，本都監(jiān)廨舍地，改為行衙。建炎（1127—1130年）中，又改為司。內有懲勸所、自新齋、芙蓉堂及池，及天寶池、忠厚坊諸勝。景炎（1276—1278年）間，蒲壽庚叛，降元，盡殺宋宗室，司遂廢。”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2·古跡志坊宅附·城中古跡·南外宗正司》：
“南外宗正司，在府治西南忠厚坊。
（北）宋·崇寧三年（1104年）置于南京（今河南商丘）。靖康（1126—1127年）后徙京口，（南宋）建炎中（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自越移泉州。始至時，宗屬三百四十有九人。
中有芙蓉堂、天寶池，后俱入于水陸寺。
明·正統(tǒng)三年，知府尹宏以故址之半為織染局。今俱廢。”
“水陸寺，在肅清門外西南”（清·道光《晉江縣志·卷69·寺觀志·城中寺觀·水陸寺》），遺址在舊館驛汪衙巷內。
水陸寺的前身是唐·天寶六年（747年）敕置祝圣放生池，因建水陸堂其上。乾符六年（879年），郡守林鄠廣為院，號護國水陸院。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和嘉祐三年（1058年）兩知泉州的郡守蔡襄，把水陸院改為禪院。后廢為都監(jiān)（宋代武職）廨舍，復為添差通判廳。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69·寺觀志·城中寺觀·水陸寺》：“（添差通判廳）又改南外宗正司?！背蔀槟贤庾谡竞突首寰幼〉?。
宗正司內設有懲勸所、自新齋、芙蓉堂，還有天寶池等。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2·古跡志坊宅附·城中古跡·放生池》：“池（放生池）久湮塞，大半為民居。舊宗正司芙蓉堂，池之僅存者也?！?BR>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一員，丞一員（原按：以本州通判一人兼。），簿一員（原按：以本州僉判兼。）。”
睦宗院
皇族居住地稱“睦宗院”，有別于臨安敦睦親族的睦親宅。睦宗院有新、舊二所。舊睦宗院在府治西南襲魁坊，新睦宗院在府治西北居賢坊。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 “隆慶《志》：……睦宗院在府城西南，以清果、菩提二寺為之。新睦宗院在府城西北?！?BR>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睦宗院：舊在府西南襲魁坊。建炎（1127—1130年）中，南外宗正司徙泉，因建于此。中有元祐堂，淳祐六年（1246年），知宗希袞建。嘉泰三年（1203年），郡守倪思以其狹隘，別創(chuàng)于府治西北居賢坊，是謂新睦宗院?！?BR> 嘉泰年間（1201—1204年），由于南外宗人口不斷增長，睦宗院住宅不夠，在知州倪思的請求下，又在城西睦宗院老宅的旁邊修建了新的宅院（趙世通《南外天源趙氏族譜》），在睦宗院外居住。遺憾的是，現(xiàn)在對這些大型的宗室宅院以及其中的生活知之甚少。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2·古跡志坊宅附·城中古跡·舊睦宗院》：
“舊睦宗院，在府治西南襲魁坊。清果、菩提二寺故址也。
宋·建炎中，移南外宗正司于泉，因建睦宗院于此。有元祐堂，淳祐六年（1246年）知宗希袞建。又有王祠在舊院內，祀二十三王。
今俱廢。
宗學
紹興（1131—1162年）初，在府治理西南襲魁坊睦宗院東設立專為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學”，學制二年。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宗學：在舊睦宗院東。紹興初建。中有宣圣廟，置堂曰‘彰化’。齋有三：曰宗強，曰信厚，曰立愛。嘉定十三年（1220年），更堂曰‘崇教’；增齋一，曰懷德；更信厚曰升賢。齋有長諭，皆以宗姓。講書教諭，則以庶姓?！?BR>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28·職官志文秩·宋諸司附置泉州者·南外宗正司》:“ 南外宗正司……睦宗院（原按：《八閩通志》作敦宗。），主管一員（原按：文武各一員，后省武臣一員。），宗學教授一員?！?BR> 據(jù)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30·秩官·歷官·方面·宋·諸司附·南外宗正司》記載，先后任宗學教授的有：“(宗學)教授：鄭汝諧、傅伯成、林淳厚（泰定初任）、林信厚、黃叔度、王邁（見《名宦志》）、黃自然?！?BR> 清源書院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又有清源書院，在睦宗院內，知宗希袞所建。堂曰習說。齋四：曰浚明、嚴尊、忠恕、愛敬。明時，其地入清果、菩提二寺?！?BR> 教授廳
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3·公署志·南外宗正司》：“教授廳：東有◇知室，西有儒隱堂。堂之前有萬卷樓，下瞰泮池。淳熙（1174—1189年）中，蕭鶚建。今廢。”
宗室宅院管理的一例
至今，宗室宅院管理的面目是模糊的，但是，宗女、陳增之妻趙汝借的《墓志銘》保留了她的娘家和婆家都參與了宗室宅院管理的材料，當然這并非普遍現(xiàn)象。
趙汝借的曾祖父是趙士珸（1108—1153年），《宋史·卷247》有傳。趙士珸是抗金英雄，也是早期的知泉州南外宗正事。士珸出身于太祖一系的濮王支脈，是英宗兄弟的后裔，地位顯赫，是高宗的有服宗親，因此有權力在臨安（首都，杭州）居住。但是，從1973年出土的士珸之妻蔡氏（1134—1161年)墓志銘看，他們卻在泉州安了家。（趙世通《南外天源趙氏族譜》）
多年以后，士珸的兒子趙不黃（上“廣”字頭，下“心”。1151年生）又做過知南外宗正事。汝借的祖父和父親趙善蘭都沒有再擔任過這樣重要的職位，但是，她丈夫的祖父陳俊卿（1113—1186年)在職位通顯、官至宰相之前，卻做過泉州睦宗院學校的教授；淳祐十年（1250年），汝借的丈夫陳增又做過泉州睦宗院的監(jiān)督。
這樁婚姻所聯(lián)結的，是福建最顯赫的一個家族（陳氏出自泉州鄰近的興化軍莆田縣）與泉州宗室中的領導家族，把它們聯(lián)結在一起的應當是共同的宗室管理經歷。
宗室的授官
高度發(fā)達的書院文化，使得福建成為南宋科舉最成功的路分，泉州乃至整個福建的政治影響力正處于歷史最高峰（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書院》）。通過授官和科舉的記錄，可以對泉州宗室的公共形象有許多了解。
據(jù)趙世通《南外天源趙氏族譜》的記載，在南宋，僅福建南部的泉州和漳州，就曾經出現(xiàn)13名宗室知州（泉州6名、漳州7名）、51名宗室知縣、10名知市舶司。此類任命是如此常見，以至于宗室知州、知縣似乎都已司空見慣。
泉州的6名知州中，包括趙必愿?！端问贰ぺw必愿》：“（知處州）移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榷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乞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道光《晉江縣志·趙必愿》據(jù)舊《志》載：“淳熙中（1174—1189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泉州。罷白土課及免差吏榷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荒政，乞發(fā)倉賑救，多所全活?！保▍⒁姟度輾v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趙必愿》）
值得一提的宗室、泉州知州是趙令衿（1158年卒）。
趙令衿是宋太祖·趙匡胤次子燕王·趙德昭的玄孫，趙世山失（“山失”合一字）之子。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遷知泉州，在郡留意教養(yǎng)，發(fā)展海外交通，大有政績。（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趙令衿》）
趙令衿知泉州時的最大功績，是建成安平橋和東洋橋（安平東橋），將港口區(qū)和主要市場聯(lián)成一體，便于海船運卸貨物，對于城市商業(yè)的繁榮至關重要。長橋竣工之后，感激的泉州百姓為他修建了生祠。趙令衿還重建惠安菱溪永濟橋，故惠安亦建廟祀之。（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橋梁·安平橋、安平東橋》）
趙令衿執(zhí)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尊重來泉州經商的外國人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宋代許多外國人來泉州經商，他們把所在國的風俗習慣和各種宗教信仰帶來泉州（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宗教·佛教、伊斯蘭教、景教、摩尼教》）。時伊斯蘭教徒建清凈寺，此事在泉州掀起大波。
據(jù)南宋·朱熹《朱子全集·卷98·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寧武夷山沖佑觀傅公（傅自得）行狀》記載：時趙令衿同意“賈胡建層樓（即清凈寺）于郡庠（文廟府學）之前”，遭到“士子”的劇烈反對，群起告官。理由有三：一是“化外之人，法不當城居”；二是清凈寺建于城內府學之前，既破壞了“八卦巽位”，又破壞“泉廟學受盛山川”；三是“賈貲矩萬，上下俱受賂”。事經通判傅自得處理后平息。然而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趙令衿離開泉州后，秦檜重新命傅自得“體究”追查趙令衿“在泉時納賄事”，趙令衿因此入獄。（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寺廟·清凈寺、文廟》、《泉州人名錄·傅自得》）
事實上，趙令衿遭難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得罪了秦檜。對此《宋史·趙令衿傳》有詳細記述：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趙令衿“歸寓三衢（衢州）。嘗會賓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守（衢州通判）汪召錫，檜兄婿也，頗疑令衿，諷教官莫汲訴令衿論‘日月無光，謗訕朝政’。侍御史董德元承風旨劾之，誣以贓私。詔下令衿獄，案驗無狀，乃論令衿‘謗訕不遜’，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司治在泉州）拘之。檜除召錫湖南提舉以報之，銜令衿，必欲置死地?！焙笠蚯貦u病不能省，才獲免。
南外宗子中也不乏干煉之吏。
如趙子瀟?！端问贰ぞ?47·趙子瀟傳》載，趙子瀟知明州沿海制置使時，海盜賄通地方官吏，掠奪商船，致使商道不通。子瀟“以禮延土豪，稗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厚賞，不則殺不貸?！惚娬鹂?，爭指賊處，悉擒獲。凡豪猾為賊囊橐者，窮治之，海道遂平”。
明州海道乃東海絲綢之路的要道，肅清海盜，保證東海絲綢之路的暢通，對當時中國與日本、朝鮮的海外交通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又如趙公迥，史稱其“政簡潔，人不敢干以私”。
宗室的科舉
南宋福建共有329名宗室進士及第；在4525名南宋的福建籍進士中約占7.3％。這個比例同宗室聚居的州的情況相比，又不免相形見絀。
南宋福建的宗室進士情況（宗室進士數(shù)見趙世通《南外天源趙氏族譜》）如下：
泉州：南宋進士總數(shù)582名，宗室進士122名，占21.0％（自南宋·紹興年起“趙氏子孫成進士者凡百三十余人”，主要在宋代，明、清較少）；
漳州：南宋進士總數(shù)185名，宗室進士33名，占17.8％；
福州：南宋進士總數(shù)2249名，宗室進士210名，占9.3％；
興化軍：南宋進士總數(shù)558名，宗室進士20名，占3.6％；
建寧府：南宋進士總數(shù)509名，宗室進士6名，占1.2％。
另外南劍州、邵武軍、汀州三州沒有宗室進士。
福州共出了210名宗室進土，而在南部的泉州和漳州（漳州是泉州南外宗室家族外流人口的居住地），大約五分之一的進士出身宗室。
福州宗室的記錄令人驚訝。那么，西外宗室的科舉成績?yōu)槭裁催@么好呢？由于資料的缺乏，只能推測。其實，考慮到福州整體在科舉上的巨大成功，210名宗室進士也許還算不上突出，尤其是同泉州相比。
南宋泉州的宗室進士情況（進士總數(shù)見《八閩通志·卷46》[1490年]；宗室進士數(shù)見清·乾隆《泉州府志》）：
建炎、紹興年間（1127—1162年）：泉州進士總數(shù)89名，其中宗室進士3名，占3.0％；平均每榜泉州進士占8.1％；平均每榜泉州宗室進士占0.3％。
隆興至淳熙年間（1163—1189年）：泉州進士總數(shù)96名，其中宗室進士10名，占10.0％；平均每榜泉州進士占10.7％；平均每榜泉州宗室進士占1.0％。
紹熙至嘉定年間（1190—1224年）：泉州進士總數(shù)204名，其中宗室進士43名，占21.0％；平均每榜泉州進士占17.0％；平均每榜泉州宗室進士占3.3％。
寶慶至淳祐七年（1225—1247年）：泉州進士總數(shù)139名，其中宗室進士54名，占39.0％；平均每榜泉州進士占17.4％；平均每榜泉州宗室進士占6.1％。
淳祐八年至祥興二年南宋滅亡（1248—1279年）：泉州進士總數(shù)54名，其中宗室進士12名，占22.0％；平均每榜泉州進士占6.0％；平均每榜泉州宗室進士占1.1％。
整個南宋期間總計：泉州進士總數(shù)582名，其中宗室進士122名，占21.0％；平均每榜泉州進士占11.9％；平均每榜泉州宗室進士占2.5％。
兩個變動值得注意：
第一，是1225—1247年間宗室進士的大幅增長，平均每榜6人及第，占全州進士總數(shù)的將近40％。
同福建的其他州一樣，泉州宗室花了半個多世紀才取得這樣的成績，并在此后的科舉中繼續(xù)不斷地取得成功。雖然，因宗室的特殊待遇，宗室在科舉中極少與其他舉人直接競爭，但無論如何，進士科名所帶來的特權和其中所蘊含的權力，必然促進了宗室在本州生活中的影響力。
第二，南宋初期，泉州的宗室與非宗室進士的數(shù)量都出現(xiàn)了大幅增長，而南宋末年二者都出現(xiàn)了小幅下滑。
雖然存在種種差異，這兩個集團在科舉考試中的命運卻是相同的。原因有待研究，但是這兩次變化發(fā)生的時間卻令人聯(lián)系到泉州經濟的影響。經濟史家普遍認為，12世紀是泉州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期，而13世紀則是泉州經濟的衰退期?？婆e成功需要教育投入，教育投入需要幾十年才會見成效，因此削減教育投入的后果也需要幾十年才能看清，進士人數(shù)的變化必然會有滯后。
地方政府的經濟負擔
宗室的俸祿、孤遺錢米、宗女的嫁妝，是宗室供給的主要形式，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大多數(shù)宗室家庭依靠家庭成員的官俸為生。向那些沒有做官的近親可以倚靠的孤兒發(fā)放“孤遺錢米”，則為宗室提供了安全網(wǎng)絡。因此，幾乎從一開始，龐大的宗室所帶來的巨額負擔就讓地方官們叫苦不迭。
北宋·紹圣二年（1095年）規(guī)定，給宗室遺孤的補助是每月每人2貫錢、1石米。一部晚出的《南外天源趙氏族譜》（趙世通主編）保留了泉州南外宗正司宗室補助錢米的記錄，其院外宗室的補助額與紹圣二年的規(guī)定相等。因此，北宋直至南宋，給宗室的基本津貼應沒有太大變化。
趙世通《南外天源趙氏族譜》載：
居于院內的宗室，其大者，每月錢13貫；中者（20歲及以上），每月錢9.1貫，米1石；小者（10歲及以上），每月錢4.7貫，米0.4石；末者（5歲及以上），每月錢1貫，米0.4石。
居于院外的宗室，其大者（10歲及以上），每月錢2貫，米1石；小者（5歲及以上），每月錢1貫，米0.5石。
這組記錄不包括宗室官員，因為他們是根據(jù)官階和職位領取俸祿的。二十虛歲以上的宗女還可以得到一筆嫁妝錢，居于院中的為100貫，居于院外的只能得到三分之一。
不清楚為什么院內宗室——他們已經得到了免費住房——的補助額會多那么多。也許是因為政府鼓勵宗室在宗室中心定居的政策，但如果是這樣，這項政策可以說是不同尋常的失敗：13世紀前期越來越多的宗室居于院外。不管原因怎樣，結論總不外乎如此：維持宗室成員的生活需要一大筆錢。
一開始，泉州南外宗正司轄下有300多名宗室，從全國來說，規(guī)模最大。
紹興三年（1133年）五月，泉州知州謝克家上書請求經濟援助。謝克家指出，泉州的常規(guī)賦稅收入勉強應付正常開支，根本不足以養(yǎng)活宗室成員。雖然有轉運使司援助的2萬貫錢，但在過去的十個月里，仍然有6.24萬貫的缺口?；实叟鷱停跈嗳蒌N售250張度牒，來應付上項開支。（《宋會要輯稿·職官》）
8.24萬貫平均起來是每人275貫(82400/300=275)，當然，這中間還包括有官宗室的傣祿、其他津貼、南外宗正司的行政支出，還可能包括建造住宅的開支，畢竟，搬到泉州只是三年以前的事。不管怎么說，負擔是巨大的。隨著宗室人數(shù)的膨脹，負擔還會越來越大。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朱熹》）任泉州府同安縣主簿后，對南宋皇族宗室對泉州造成的財政負擔有諸多考察。
朱熹在《朱子語類·卷111》（中華書局，1986年）中曰：
“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后，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為貧窮全無生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
“宗室請受浩翰，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眾分之多也。”
朱熹還注意到南外宗官寄治泉州，抉勢為暴，“奪胡浮海巨艦”，“占役禁兵以百數(shù)”，“盜煮海之利，亂產鹽法，為民病苦”等等。（《朱文公文集·卷89》，四部叢刊初編縮本）
紹熙元年（1190年），朱熹任福建漳州知州。漳州在泉州鄰近，同屬閩南地區(qū)，南外宗的一些宗室也流往該地。他在與學生的談話中坦言宗室所引起的財政問題，特別是1189年光宗登極，一天之中就有六十余名宗子得到授官，他們的俸祿都得由州政府來承擔：“朝廷缺乏遠慮，宗室日益繁盛，成為各州的負擔，現(xiàn)在已經有一兩個州倒了?！?BR> 朱熹對向孤遺宗子發(fā)放錢米的做法抨擊尤其猛烈，這不單是因為宗室大家族的貧困人口在增加，更是因為許多根本不應該申請孤遺俸祿的宗室也想方設法搞到這份錢米。
“根據(jù)法令，沒有依靠的宗室才可能申請孤遺俸，有依靠者不得申請?！幸揽俊傅氖切值?、伯叔有官，可以依靠，不至困頓。然而現(xiàn)在卻有一些人，明明有伯叔兄弟為官，卻依憑勢力申請孤遺俸。而那些真正孤苦、無依無靠的宗室卻因為缺乏勢力，受到州郡的阻撓，難以得到孤遺俸?！凑张f例，宗室為父母服喪期間可以得到俸祿，待闕期間也可以得到俸祿，恩惠未免太重。如果朝廷繼續(xù)這種缺乏遠見的做法，那么將來對州郡的危害是沒有邊際的?！保ㄖ祆洹吨熳诱Z類·卷111》）
朱熹對于真正處于困境的宗室是同情的，他關注的是宗室供給制度給諸州帶來的財政困難。
相反，朝堂的討論卻集中在地方官不愿向宗室支付俸祿錢米的狀況。在《宋會要輯稿·帝系》所記載的紹熙五年至嘉定十年（1194—1217年）的一系列詔令中，卻是有的州沒有按規(guī)定提高孤遺錢米的發(fā)放額，也有州官拖欠宗室俸祿。
最為引人注意的是嘉定十年（1217年）都省所上奏章報告，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很久沒有發(fā)放宗子、宗女、宗室寡婦的俸祿，時間從幾個月到一兩年不等。“官員從削減津貼中取利。一名宗室的津貼被耽擱發(fā)放，全家的生活都會變得沒有著落。州縣卻不認為這有什么不對?？墒沁@樣一來，朝廷的宗族之愛、敦睦之意就都喪失了?！被实垡虼讼铝畲笞谡竞臀魍?、南外宗正司檢查州縣耽擱發(fā)放宗室俸祿的情況。（《宋會要輯稿·帝系》）
這些都表明，在當時，宗室供給已經成為一個問題。不斷增長的宗室支費，越來越沉重地壓迫著州政府。
紹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真德秀》）第二次出任泉州知州。他曾上長篇奏章，討論維持南外宗室所需的支費問題。（《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萬有文庫本）
奏章具體介紹，按照最初的安排，州和路一家一半提供宗室應瞻支費，隨著時間的推移，路想方設法取消了這項義務，而州則不得不承擔大部分負擔。時僅俸錢和米價錢兩項，泉州每年計出備14.37萬貫，其中俸錢9.06萬貫（總數(shù)為14.5萬貫，市舶司提供剩下的5.44萬貫）；全部米錢6.06萬貫（20200石米，每石3貫）中的5.31萬貫，剩下的0.75萬貫由興化軍負擔。還要負擔南外宗正司的行政和學校的開支，則所謂“官子之養(yǎng)廉，宗學之養(yǎng)士”，每年錢1.11萬貫、米1500石（合0.45萬貫），也皆由泉州出備。
真德秀列舉了泉州在過去幾十年中所遭遇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困難。由于充足的稅源和繁榮的海外貿易，直到慶元年間（1195—1201年），維持宗室開支都還不成問題。但是，由于豪強大地主的侵占，稅源減少，再加上貿易的衰退，這項支費變得越來越沉重，泉州政府無計可施，只得寅吃卯糧，預征一兩年的賦稅，惹得百姓怨聲載道。
其有甚者，如南宋·周密《齊東野語·卷8·宗子請給》（中華書局，1983年）所載，南渡后，宗室按實際人數(shù)“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為己子，而利其請給”。
真德秀的對策
如何解決地方財政壓力，又不擾民？
真德秀（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真德秀》）對于地方政府越來越沉重的宗室支費負擔的解決方案，不是要削減宗室補助，而是要重新分攤宗室支費，增加轉運司和市舶司承擔的份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宗室支費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分擔。（《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5》，萬有文庫本）
而要增加市舶司承擔的份額，就必須大力發(fā)展海外貿易。泉州是南宋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經濟繁榮主要依靠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海絲之路·興盛篇》）。真德秀再知泉州時，針對泉州實際情況，嚴整泉州市舶，甚至不惜動用國家刑法，強迫放洋，“泉州市舶司拘于歲課，每冬律譴富商，請驗以往，甚有不愿者，照籍點發(fā)”（《宋會要·刑法》）。
這次整頓市舶，雖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泉州港海外貿易下降的趨勢，但卻在客觀上促進了海上商貿的往來與發(fā)展，減輕泉州百姓的負擔。
宗室參與海外貿易的問題
宗室從事商業(yè)活動是普遍現(xiàn)象
宋朝社會經濟發(fā)展很快，社會各階層都參與商業(yè)活動，官吏從商風氣愈來愈濃，經營范圍不斷擴大。皇族宗室也很早就從事商業(yè)活動。
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八月，樞密院作出規(guī)定：“皇親諸宅置船，長公主二，郡縣主一，聽于諸河市物，免其差撥。”（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97·天禧五年八月戊申》）就是說，允許他們置船自由貿易，并可受到免差撥的優(yōu)惠。
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時，有更多的皇族宗室參與商業(yè)活動，“諸王邸多殖產市井，日取其資?！保ɡ顮c《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87·嘉祐三年八月辛酉》）
南宋以后，宗室弟子“為懋遷之利，與商賈皂隸為伍”（《宋會要·帝系6之13》），“不免散居民間，出入市井，混雜市民”（《宋會要·帝系6之12》）。
宋代宗室不僅自己從商，而且將宗女與外商聯(lián)姻。
北宋·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死，宗女無子，其家爭分財產，遣人撾登聞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之。須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保ㄖ鞆镀贾菘烧劇ぞ?》）
許多外商憑借其雄厚的資財，通過與趙宋宗室聯(lián)姻，而取得授官的機會?！跋仁亲谑易饷?，女聽編民通婚，皆與官民爭市婚為官戶”，“今遐僻賤人，爭以國姻自召，商較財幣，僅同貿易。坐堂而拜者為舅姑，同牢而食者為夫婦”?？梢?，外商與宗室聯(lián)姻者當不在少數(shù)，故以“非以尊國示民范也，朝廷始嚴其法”，加以禁止。（晁補之《雞肋集·卷62·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杜公行狀》）
南外宗室大量從事海外貿易活動
宗室直接參與海外貿易的情況，現(xiàn)存史料稀少但卻富有啟發(fā)性。
最直接的證據(jù)是上面提到的兩名高級宗司官員趙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和趙士雪刂，他們不僅參與貿易，還利用權勢非法巧取豪奪商人的海舟。禁止南外和西外宗正司官員參與海外貿易的條令，顯然只適用于宗司官員《宋會要輯稿·職官》。
泉州居住著數(shù)量眾多的宗室，對宗室的禁令顯然是禁而不止，肯定有不少人至少作為投貨者私自參與了經商貿易。以至于明·何喬遠《閩書·卷116》記述：嘉定中“南外宗子，商于泉者多橫”。
《宋會要輯稿補編》載，淳熙元年（1174年）有報告指出，泉州南外宗司官員雖然領有官俸，卻私自造酒，在宗室成員中銷售。這類行為從此遭到禁止。這件事雖然與海外貿易無關，但卻揭示了宗室官員存在生產經營行為，由此引人聯(lián)想。
明朝前期，南外宗子后代趙王缶（“王缶”合一字。號古愚）在《天源趙氏族譜》所訂族規(guī)中說，“若商則多本多利，與官有匹也。行貨度日，安分取財，不淪喪肌魄，亦祖宗有賴之人”。這是總結前輩經驗，對宋代南外宗子及其后代從事商業(yè)活動，給予充分肯定，認為是祖宗有賴之人。
南外宗室海外經商的最有力物證——后渚宋代古船
宗室參與海上貿易的最有力的證據(jù)，是1973年在泉州城外十公里的后渚出土的一艘巨型遠洋船。船隨后被運往開元寺，建立了專門的博物館。（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造船業(yè)·后渚港宋末沉船》）
船身長78英尺，寬29.5英尺（24條橫梁，每條長23.8米），吃水很深，有12個艙壁，顯然專為海上航行而建造。船的相關年代可以精確到景炎二年（1277年）。船上所載是典型的宋代進出口貨物：5060磅（2295公斤）來自東南亞的香木、胡椒、檳榔、瑪瑙、玳瑁、朱砂和索馬里龍涎香。
作為近年來重大的宋代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該船引起了學者與公眾的濃厚興趣。1990年，廈門大學傅宗文教授發(fā)表論文《泉州古船：宋季南外宗室海外經商的物證》（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斷定大船屬于南外宗正司，大船的完整歷史意義這才顯露出來。
古船發(fā)現(xiàn)木牌簽96件，其中“南家”18件，“南家記號”1件，計19件，占出土木牌簽總數(shù)20%。還有許多與宗室有關的木牌簽。
據(jù)傅宗文考證：
木牌簽中的“南家”為泉州居民或南外宗正司所屬官吏尊稱南外宗子的徽記；“安郡”為安定王派的徽記；“河郡”，商王·趙元份四世孫仲霜封河東郡王，河郡為該房的徽記；“昶郡”，商王·元份五世孫士雪刂卒后封贈咸安郡王，古船發(fā)舶在恭王時，故避恭王·顯，將“咸”改為“昶”；“兆郡”，南外京兆夫人的省稱。
該船出土的木牌簽，還有南外宗正司官吏的標識：“朱庫國記”，朱姓監(jiān)親睦庫官；“稠司”，親睦庫稠姓攢司，“曾干水記”、“張干水記”、“林干水記”，曾干、張干，為宗人家干。上述可以看出，南外宗正司的官員事實上已轉化成為海船的官綱綱首。
顯然，這艘船屬于宗室。它從東南亞運回的奢侈品有力地證明，南宋晚期的宗室直接參與了海外貿易。宗司官員參與貿易的原因，肯定與貪婪脫不了干系。但是，從1130年代到1230年代，宗室成員的人均補助額大大下降，而泉州政府又面臨財政困難，難以承擔支付宗室補助的義務，因此南外宗司官員利用貿易利潤來養(yǎng)活宗室成員，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宗室任職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設置的。北宋期間，泉州市舶司提舉中沒有一個宗室擔任。
南宋時，南外宗正司遷泉州，由于市舶司承擔著宗室應瞻支費的一大部分，因此常常任命宗子充任泉州市舶司官員。據(jù)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的研究，從建炎遷南外宗正司到泉州，至南宋滅亡，南宋共有87名提舉市舶，其中宗室10人，占11.5％。他們是趙汝彧、趙汝讜、趙亮夫、趙不熄、趙崇度、趙汝適、趙彥侯、趙希懋、趙師耕、趙孟傳。其中趙崇度、趙汝適、趙師耕、趙孟傳均以知州兼任市舶司提舉。
這10人及其任職時間如下：
趙汝彧：約紹熙元年至五年（1190—1194年）；
趙汝讜和趙亮夫：約開禧元年至三年（1205—1207年）；
趙不熄：嘉定六年（1213年）；
趙崇度：知州兼市舶司提舉，約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年）；
趙汝適：知州兼市舶司提舉，嘉定十七年至寶慶元年（1224—1225年）；
趙彥候：約紹定元年至六年（1228—1233年）；
趙希懋和趙師耕（知州兼市舶司提舉）：淳祐七年（1247年）；
趙孟傳：知州兼市舶司提舉，景定三年（1262年）。
10名宗室擔任泉州知州和市舶司提舉，獲得直接干預海外貿易的機會。市舶司機構成為宗室影響海外貿易的重要領域之一。他們有幾人積極發(fā)展海外貿易，促進泉州海外交通的發(fā)展。
趙汝讜：“抵節(jié)讀書，與兄汝淡齊名，天下號稱‘二趙’?！?BR> 趙崇度（1175—1230年）
趙崇度是前任宰相趙汝愚的第五個兒子，大約于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年）擔任提舉福建市舶（市舶司設在泉州），時知州為真德秀。（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真德秀》）
趙崇度一到任就碰上一項積弊。商人們冒死渡海遠道而來貿易，番舶抵泉州時，犀象珍珠之屬，悉選充獻，名曰“呈祥”；檢視者受資，接收舶貨時，吏又取龍腦一厘。重征、強買、乾沒，致使番商畏苛索，苦“和買”，不敢前來泉州貿易，到達泉州的船只銳減。每年才三、四艘。
針對這種情況，真德秀（也是崇度墓志銘的作者》）和趙崇度革前弊，罷“和買”，禁重征，稅例如定制，深得番商的歡心。在他們的努力下，經過一年整頓，第一年海舶至者18艘，第二年24艘，第三年增至36艘，泉州海外貿易得到恢復。（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3》）
趙汝適(1170—1231年)
汝適的父親趙善待(1138—1188年 )是一名成功的地方官，還是兒子們嚴格的老師。他引導兒子們博覽群書，幾個兒子后來都成為出色的學者（袁燮《絜齋集·卷17》）。早年的教育為汝適寫作《諸蕃志》奠定了良好基礎。
趙汝適嘉定十七年 (1224年)九月以朝奉大夫來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舉（市舶司設在泉州），寶慶元年 (1225年）七月兼權知泉州，同年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趙汝適一身兼三職，這種情況絕無僅有，可知南宋朝廷對他之倚重。（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趙汝適》）
然而，使他留名史冊的，卻是他在寶慶元年完成的著述《諸蕃志》。（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南著述·諸蕃志》）
趙汝適在《諸蕃志·自序》中說，朝廷在泉州、廣州設置市舶司是“蓋欲寬民力而助國用，其與貴異物、窮侈心者，烏可同日而語”。在這一思想認識下，趙汝適積極發(fā)展海外貿易。他在泉州任內，“暇日閱諸蕃圖”，“詢諸賈胡，稗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里之聯(lián)屬，山澤之蓄產，譯以華言，刪其穢渫，存其事實”。
《諸蕃志》記錄了13世紀中國人所了解的亞洲、非洲，甚至地中海地區(qū)的海洋世界，其史料價值無以倫比。汝適在寫作中使用于商人的口頭敘述和市舶司的書面記錄，先記國家和文化，再記輸入中國的商品種類。這部書開拓了中國文人對遠域殊俗的了解，是研究海洋商業(yè)史的無價文本。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趙汝適對海上貿易的影響最為深遠。
趙彥候
趙彥候約紹定元年至六年（1228—1233年）兼任市舶使和知南外宗正事。他一掃貪婪腐敗風氣，還充實了市舶司的金庫。許多外商來泉州賈易，“舶琛滿”，他的部下援引舊例，進奉番貨給他，他“笞而卻之”。趙彥候“仕以廉平，泉人大悅”。
宗室的市舶使中，也有腐敗的。
如《宋會要輯稿·職官》載，嘉定間任泉州市舶司提舉的趙不熄，因為“多抽蕃舶，抄籍誣告”，即勒索外國商船、涂改記錄，受到彈劾，遭到降兩官放罷、永遠不得任監(jiān)司、郡守差遣的處分。
有人指出，在淳熙十三年至嘉定七年（1186—1214年）的28年間，有5任市舶使因腐敗而罷官，趙不熄是其中唯一的宗室。
參與九日山海神祭祀活動
到12世紀晚期，泉州宗室已經同頻繁的官方的海神祭祀活動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
宋朝，泉州官府為迎送蕃商首領，鼓勵來泉貿易，每年春夏秋冬之交，泉州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級官員，都在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昭惠廟舉行“冬譴舶、夏回舶”兩次祈風盛典，敬祭海神通遠王?！捌盹L祭祀”有一年一度，也有一年兩度。上半年多在陰歷夏四月間的回舶南風時舉行，下半年多在冬十、十一月的遣舶時舉行。（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山川·九日山·祈風碑刻》、《海絲之路·興盛篇·祈風祭祀》）
這種活動，根據(jù)現(xiàn)存的九日山祈風石刻，最遲從北宋·崇寧三年（1104年）就開始了，儀典由泉州郡守、提舉市舶主持，隆重肅穆，禮畢勒石記事。
南宋，隨著南外宗正司遷到泉州，南外宗官員和宗子也加入祈風活動，有時南外宗正還成為主持人。
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9）研究表明，在南宋明確記述11次祈風經過的10方摩崖石刻（最早為淳熙元年[1174年]虞仲房所刻，最遲為咸淳二年[1266年]趙希忄宅石刻）中，幾乎每次都有宗子參與，其中泉州郡守兼市舶司使的趙師耕和知南外宗兼知郡事的趙希忄宅各主持一次祈風典禮。所記載的參加祈風典禮的南外宗正司官員有典宗趙子濤、宗正趙師淯、趙公迥、趙善車并（“車并”合一字），其中宗正趙師恕因到開封，未能參加顏頤仲主持的祈風典禮。宗子參加祈風典禮見諸石刻的還有趙子張、趙善琛（去“王”字旁）、趙不易（加“辶”）、趙時亻番等。
宗室和南外宗正司公開參與這些儀式的動機不得而知，但他們的參與，本身就表明統(tǒng)治階級對發(fā)展海外貿易的重視，以及宗室與海上貿易之間眾所周知的密切關系和對海船平安的關心。
宗室的消費
宗室從中原地區(qū)帶來先進生產工具，帶來羅、絹、紗、綾等新產品，傳入織、繡、彩、繪、染色、印花等先進技術，以及先進文化，促進泉州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和海外貿易的繁榮。
商品消費
南宋時期，泉州海外貿易十分活躍，宗室是這種商業(yè)活動的最為重要消費者之一。
宗室成員有俸祿（有官人）有補助，買得起奢侈品，有的人甚至有能力大宗消費，而奢侈品構成海外貿易的主流。不知道那艘“后渚古沉船”中的貨物，有多少是為宗室而非開放的市場誰備的，但可以想像宗室當局必定有能力保有那些上等之選。
1975年10月，福州北郊浮倉山發(fā)掘一座南宋·宗婦墓葬。這座墓從未遭到破壞，因此保留了宗室作為消費者的生動例證。（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州南宋黃昇墓》，1982年）
墓主黃昇（1227—1243年），卒于淳祐三年（1243年）。她和她的丈夫將仕郎趙與駿（1223年生）都出身于顯赫的家族。黃昇的父親是侯官人黃樸；趙與駿的祖父是皇族趙師恕；黃樸和趙師恕都是朱熹高弟黃斡(1152—1221年)的學生,兩家因此結親。
這兩個家族都出自福州，但卻都與泉州有著重要關系。黃樸是紹定二年（1229年）己丑科狀元，端平元年至三年（1234—1236年）任泉州知州兼提舉市舶司使，主管外貿大權。趙師恕曾任泉州南外宗正司宗正，淳祐三年（1243年）辭職。
墓中出土大約201件女性服飾、153件織物，大都圖案精美，織工上乘。這些高品質的絲織品正是供出口用的。傅金星《略談南外宗對泉州的影響》指出，其中二匹絲料兩端均有墨書題記，一作“宗正紡染金絲絹官記”，加蓋長方朱??；另一作“□□□司”和篆體“趙記”朱印。這批隨葬絲織物，有紗、縐紗、絹、綾、羅、緞六大類，應該是趙師恕、黃樸在泉州任上選取的泉州產的優(yōu)質絲織品。（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織造·南宋》）
并非所有宗室成員都像黃昇。黃昇和她的丈夫都處在宗室等級的上層，很難作為典型。但是，突然有幾百名完全由政府養(yǎng)活的宗室在泉州落戶，過著以普通人的標準衡量絕對奢侈的生活，必然對當?shù)亟洕?，特別是海外貿易構成了強有力的推動。
在東亞的歷史上，像臨安這樣，先成為首都，而后靠著不斷涌入的賦稅和來此定居的富人贏得繁榮發(fā)展的城市，通常是依靠賦稅維持發(fā)展。泉州雖然從未成為首都，但是，南外宗正司的建立，雖然對泉州政府構成負擔，但在差不多整個12世紀，也使泉州吸納了過去沒有的消費資金。一是每年至少3萬貫的宗室常費注入。這個數(shù)字是紹興元年所確定的6萬貫的一半。真德秀指出，這3萬貫由路提供。二是宗室官員的薪俸。毫無疑問，部分薪俸會流回泉州。三是宗室成員及其仆從的消費精英。
文化消費
除商品消費外，還有文化消費。
南外宗正司皇族入泉時，帶來的中原宮廷文化。不少宗室隨帶戲子家班以及永嘉雜劇等，在家中大肆演戲歌舞，以供娛樂。戲子家班多由童齡男女組成，泉州人叫做“戲仔”，又叫“七子班”。這些音樂同閩南地方音樂互相滲透融合，孕育出泉州南音來。有些家班流散民間，與下南戲、上路戲同時存在，互相影響，有逐步演化為梨園戲。“七子班”也因此稱為“小梨園”。（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文藝·南音、梨園戲》）
南宋時的泉州，因對外貿易交通和經濟高度發(fā)達，大量的中外客商和文人學士蒞泉，文化也蓬勃發(fā)展，呈現(xiàn)“千家羅綺管弦鳴”的繁榮景象。泉南濱海國內外商船停泊之處，歌館、酒樓、茶肆林立，擁琵琶而彈唱南樂的歌女比比皆是。
宋亡后，蒲壽庚（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蒲壽庚》）大滅泉州趙氏皇族，以至于后來的皇族后裔制定的53條《家范》（《天源趙氏族譜》）中，吸收教訓警戒子孫云：“家庭中不得夜飲妝戲、提傀儡娛賓，甚非大體。亦不得教子孫童仆習學歌唱戲舞諸色輕浮之態(tài)?！?BR> 如果說宗室曾經為泉州最繁盛的時期作過自己的貢獻，那么，他們也助成了泉州在13世紀的衰退。這并不是因為宗室成員剝削太過，而是因為路中斷了對宗室的供給，由此切斷了泉州以外資金的來源。而供給水平的降低又使得宗室的消費水平變得越來越低。
宋室傾覆和蒲壽庚降元
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軍南下，三月陷臨安，恭帝降，南宋事實上滅亡。
南宋·遺臣奉恭帝兄趙昰入閩，欲圖恢復。五月，趙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為端宗，年號景炎。他們冀得泉州的外籍官員蒲壽庚之助，以繼續(xù)在閩、廣沿海地區(qū)堅持抗元，因此任命蒲壽庚為閩廣招撫使，兼“主市舶”，賦予更大的權力。顯赫的權力與雄厚的海上實力相結合，使蒲氏成為宋元鼎革之際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閩。為避元軍，并冀得蒲壽宬、蒲壽庚兄弟之助，陳宜中、張世杰率舟師十萬，奉端宗·趙昰等，放棄福州，航海南下抵達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輦村，“欲作都泉州”。（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蒲壽宬、蒲壽庚》）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初，蒲壽庚在泉州知州田真子的支持下，投降元軍。關于這段歷史，記載充滿差異，事實敘述互相矛盾，但事件的基本輪廓還是清楚的。
元·至正（1341—1368年）間釋大圭《夢觀集·筑城曲》寫道：“吾聞金湯生禍樞，為國不在城有無。君不見泉州閉城不納宋天子，當時有城乃如此?！保▍⒁娙輾v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大圭》、《泉南著述·夢觀集》）
明·何喬遠《閩書》記：“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舟以從。壽庚閉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BR> 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記：“宋幼主過泉州，宋宗室欲應之，守郡者蒲壽庚閉門不納。”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遺》記：“宋主昰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杰不可。或勸世杰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杰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共掠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
以上資料，對于景炎帝至泉州一事，或說蒲壽庚“閉門不納”、“閉門拒命”，或說“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杰不可”。因此，宋軍改泊泉州外渚獺窟。宋軍以船舶軍資兩皆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沒其貨物”，蒲壽庚怒，派親信孫勝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軍。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公歷1277年元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壽庚與州司馬田真子獻城降元?！度莞尽忿D引《方輿紀要》：“宋·蒲壽庚據(jù)郡降元。”張世杰只得護送端宗匆遽移粵，經漳州趨潮陽。臨行，搶走停泊在法石一帶的蒲氏海舶400多艘。
泉州宗室大屠殺
蒲壽庚獻城降元后不久，即在城中發(fā)難，盡殺泉州的南外宗室。規(guī)模宏大的南外宗正司及睦宗院等建筑，毀之一炬，頓成廢墟。清·道光《晉江縣志·卷69·寺觀志·城中寺觀·水陸寺》：“景炎（1276—1278年）間，叛賊蒲壽庚盡害宋宗室，司廢?！保▍⒁娙輾v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蒲壽庚》）
后來此處改為織染局。明代，織染局遷至南俊巷，這里均被占用，南外宗正司只剩遺址。
關于大屠殺的細節(jié)，記載有些不同。
大屠殺發(fā)生的時間
關于大屠殺發(fā)生的時間，有兩種記述。
一說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張世杰自潮州從海上回軍攻泉州城時。
明·何喬遠《閩書》記：“明年（指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張世杰自海上回軍攻城，壽庚遣其黨孫勝夫詣杭求唆都援兵，自與尤永賢、王與、金泳協(xié)謀拒守，盡殺淮軍、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BR> 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記：“及張世杰回軍攻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酒中盡殺之?！?BR> 鄭思肖《心史》：“（景炎）二年丁丑（1277年），泉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至，宗子糾集萬余人出迎王師。叛臣蒲受畊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數(shù)萬人。”
一說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端宗·趙昰至泉時。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遺》記：“宋主昰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杰不可?；騽袷澜芰魤鄹?，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杰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共掠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
大屠殺的地點
有的記載說，當時流傳著一個謠言，說張世杰要回來收復泉州，于是宗室們聚集到泉州港口，去迎接這位宋人愛戴的英雄，屠殺隨后發(fā)生。
有的記載說，蒲壽庚設宴會款待宗室，在酒席間下了毒手。
還有記載說，屠殺一共進行了三天。
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shù)
《閩書》云：蒲壽庚“盡殺準軍、宗子之在城者?！鼻濉で 度莞尽な斑z》云：“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但蒲壽庚究竟殺了多少人，資料說法不一。
宋宗室太祖派十二世孫趙由在元末完成的《璿源圖譜》中說：“……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為其（蒲壽庚）害?！?BR> 鄭思肖《心史》說：“盡殺南外宗子數(shù)萬人。”
《永春云臺趙氏族譜》記殺五千余人 。
《南外天源趙氏族譜》記殺三千人 。
《宋史》說二千三百余人。
《泉州府志·紀兵》說：“盡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備極慘毒?！?BR> 日本·桑原氏《蒲壽庚考》引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說：“盡殺宗室千余人……此當僅為男子能執(zhí)武器者?！?BR> 據(jù)王寒楓《關于蒲壽庚幾個問題的探討》考證，估計蒲壽庚大概屠殺了六、七千人。其中：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說，紹定間[1228—1233年]南外宗室有三千三百余人），淮兵二千五百人，士大夫不知數(shù)。
大屠殺的動機
蒲壽庚對宗室趕盡殺絕的原因是什么？所有史料對此不置一詞。但是，賈志揚《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認為三個可能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第一，宋朝廷對蒲壽庚的態(tài)度激怒了他，而這種憤怒轉而激起了他對宗室的屠殺，宗室與王朝而非政府密切相連，因此，屠殺宗室便是直接打擊朝廷。
第二，蒲壽庚有可能從元朝將領那里得到了鼓勵，據(jù)記載，蒙古一軍隊占領福州之后，西外宗司的宗室“遭到災難”，所有的宗譜記錄都被毀壞了。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蒲壽庚并非單槍匹馬。賈志揚同意蘇基朗《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中的分析：維持宗室的負擔以及宗室的目中無人，離間了他們與泉州精英社會的關系，使泉州精英向蒲壽庚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持。蒲壽庚是提舉市舶司，因此他不可能獨自命令軍隊向元朝投降，更談不上獨自舉行屠殺了。泉州知州田真子是蒲壽庚的主要盟友，他是泉州人，1256年的一甲進士。宗室與泉州的命運在一起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陰晴圓缺，到最后，宗室卻成了贅疣，絕大多數(shù)地方精英支持蒲壽庚除掉它。
實際上，蒲壽庚的降元，背后確實有一股強大的地方精英集團在支持他。他們對當?shù)氐恼魏头绖眨加泻艽蟮淖笥伊α?。除上述有調遣泉州軍隊之權的泉州知州田真子之外，還有世居泉州、三代武衛(wèi)左翼軍統(tǒng)領夏璟，以援城功授永春縣達魯花赤的林純子，“以全城功歸諸故家”的顏伯錄，蒲壽庚的黨羽孫勝夫、尤永賢、王與、金泳等。
趙由馥的敘述
在成文于元·大德四年（1300年）的趙世通《南外天源趙氏族譜·序》中，保存著趙由馥對大屠殺的第一人稱的敘述。這是對大屠殺事件最可靠、最生動的記載。
趙由馥生于咸淳六年（1270年），大屠殺發(fā)生時7歲。在逃過災難后有一孫姓養(yǎng)父收養(yǎng)，改名孫由馥。
趙由馥說（據(jù)賈志揚《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英文版引文的漢譯）：
“我出生在泉州睦宗院，屬于（宗室中）卑微的一支，我的名字記載在玉牒上。
景炎（1276—1277）年間，王室式微。我才七虛歲。年幼的皇帝在（元軍追）兵的逼迫下，靠近城門。招討使蒲壽庚這個叛臣卻關閉城門，阻止任何人進城。
而后蒲壽庚對宗室進行了大屠殺，無論老幼，一共殺了三千多人。我也在刀刃之下，幸好有位善良仁慈又沒有兒子的人垂憐，他從馬上跳下來，把我抱過去，上馬離去。
這位善人后來成為元朝的平章。他把我?guī)У胶颖钡募依铮鳛槔^承人撫養(yǎng)?！?BR> 逃亡
在“國破家亡”時期，南外宗正司皇族全部男丁幾乎全部慘遭殺害，或者說至少那些居住在宗室宅院中的宗室都已在大屠殺中消亡，只有個別或外出，如時任浙江監(jiān)稅官的趙與蕃游宦于外，幸免于禍；或從被虜元營逃回才幸而保存下來。根據(jù)一則明代中期的族譜序言，泉州的宗室后裔只有八九支。
宗室幸存者逃至遠郊鄰縣，四處避難。明·趙王缶（“王缶”合一字。參見泉州歷史網(wǎng)www.qzhnet.com《泉州人名錄·趙王缶（“王缶”合一字）》）《南外趙氏天源積慶圖》載：趙氏皇族“或罹兵革，或竄姓名，或棄譜牒，或投遺像于水火，生且存者，所真字號，亦或去之不敢用，懼禍也?！碧媾傻抡押笠嵩谌掖嬲邽椤八挠伞保黑w子镠后裔趙由瓗、趙由騰，趙子侁后裔趙由馥、趙由鈍。趙由鈍被外家姑姑救了，出走寄跡于武榮（今南安豐州）外祖辜氏家。
崖山兵敗
蒲壽庚閉城拒命，張世杰率淮軍攻城不克，便奉端宗一行南下粵東，輾轉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端宗·趙昰來到雷州半島的碙洲，由于在逃亡途中受到颶風驚嚇成疾，四月十五日死于碙洲，年僅11歲。眾臣便又擁立年方7歲的趙昺為帝，由楊太后垂簾聽政，改元祥興。
雷州失守后，趙昺小朝廷竄至崖山。在元軍的總攻下，宋軍兵敗，趙昺身穿龍袍，胸掛玉璽，陸秀夫負帝投海自盡。官員、婦女、將士們也紛紛隨之跳海。崖山之戰(zhàn)是元軍消滅南宋最后一戰(zhàn)，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滅亡。
趙昰、趙昺的隨從中有宗室，戰(zhàn)前集結起來的武裝力量中不乏宗室存在，但是，他們的故事沒有留存下來。
元朝對宋朝殘余宗室的態(tài)度
元朝政府對宋朝宗室并無統(tǒng)一政策
元朝政府似乎對宋朝宗室并無統(tǒng)一政策。
《南外天源趙氏族譜》記載一件事，他的最早版本來源于清·乾隆《泉州府志》：當蒲壽庚降元時，低級官員趙必曄逃到鄉(xiāng)間，田真子派兵抓他，必曄殺了七個抓他的人，最后被俘，被帶回泉州。在泉州，他與知南外宗正事趙吉父含淚作別。屠殺時，蒲壽庚叫人綁了他，正打算殺他，卻被一名元朝的指揮官制止。必曄后來在泉州東部平靜地度過余生。
趙孟頫（1254—1322年）的任用和提拔表明，元朝也并不禁止宋朝宗室出仕。趙孟頫是孝宗之父的五世孫，從理論上講，孟頫是宋朝末代皇帝的有服宗親。孟頫出生于婺州蘭溪縣，父親曾任湖州知府。宋朝滅亡時，孟頫還很年輕，入元之初十年，他在南方陪伴一群忠誠的遺老。元·至元廿三年（1286年），他和一群著名學者一起被說服，加入元朝政府。經歷漫長而成功的官僚生涯之后，孟頫做到了翰林學士承旨和兵部郎中。此外，孟頫還以詩人、書法家和畫家而聞名，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書法家之一。
但是，元政府卻隨時準備撲滅任何復興宋朝的企圖。至元廿年（1283年），趙良駖率領萬人起兵謀求復興宋朝，但很快失敗，良駖也在當年喪生。有鑒于此，蒙古人嚴密搜捕趙姓，逼得他們散走四方，隱姓埋名。（趙錫年《趙氏族譜》）
五年之后，至元廿五年（1288年），福建漳州又爆發(fā)打著宋朝旗號的叛亂，雖然并無宗室卷入，但卻引發(fā)了政府的類似反應。廣東，泉州、福州的宗室遭到圍捕，作為囚徒被遣送到北方。叛亂平息之后，他們才獲準返鄉(xiāng)。（趙世通《南外天源趙氏族譜》）
遭遇這樣的事件，宗室家族的恐懼是自然的。許多家族在整個元朝都隱姓埋名，還有一些家族為了躲避當局而逃到偏遠的農村。趙德懋《清漳銀堂趙氏族譜》記載，其先人趙與倣逃回漳州西部大山深處的家鄉(xiāng)，平靜地度過元朝。趙世通《南外天源趙氏族譜》記載，前泉州知州之子趙宜春，避元在山中過著隱居文人的生活。
當然，這只是在宋、元更替中幸存下來的宗室的一小部分，即使加上泉州大屠殺的被害者，這些宗室也很難說有多大的代表性。
趙由馥自傳表達的意蘊
雖然宋宗室家族的恐俱是真實的，他們也的確曾經多次遭到元朝政府的迫害，但是元朝當局對前朝宗室并非總是敵視的。
在《南外天源趙氏族譜》保存的趙由馥的自傳中，我們看到了許多宋以后時代的模糊性。
他在養(yǎng)父家以孫由馥的名字長大成人，進入了首都的太學。對于一個南人來說，這是很罕見的待遇，更不要說是前朝的宗室了。他對孫氏養(yǎng)父充滿感激，養(yǎng)父死后極盡孝道地服喪，但他卻描述自己如何不能忘懷過去，經常想到水的源、樹的根。
后來，趙由馥回到泉州老家，與他的叔叔一起得到了免除徭役的待遇，收回了家族墓地。給他們這份幫助的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泉州路總管。
接下來由馥首先祭祀祖先，告慰死者。他不知道伯父伯母、叔叔嬸嬸們的忌日，無法單獨致祭，只能滿足于四時祭祀，因此深感痛心。后來，他修建了祠堂。鄰居們都跑來祝賀，上了年紀的人來講話，忍不住啜泣。
只有田家的人沒有來。雖然田真子是蒲壽庚降元的主要盟友，但蒲壽庚卻殺了他的幾個兒子，二人已經決裂。這讓由馥感到黯然：“那奪了我們的宅院、占了我們的稻田和花園，毀了我們的墳墓，搶走我們珍貴之物的，都是這個人（指蒲壽庚）的子孫。這讓我想到，歷朝歷代，王室的子孫是怎樣被消滅的。自古就是如此！”這段感慨雖然是由田家諸子的死而引起的，但很顯然由馥心里想的主要是宗室的滅亡。
接下來，由馥描述了至元廿六年（1289年）叛亂之后宗室在北方受到的囚禁，最后，他警告自己的后代災難是怎樣的難以避免。
由馥的文章在他本來的寫作意圖之外，還透露了更多的消息。他能夠在宋朝最后覆滅之后不到十年（顯然，他回鄉(xiāng)是在1289年叛亂之前）就回到泉州，修建祠堂，公開祭奠遭到屠殺的宗子、宗女，實在令人戶驚訝。盡管這一切只有在一位有同情心的官員治下才可能發(fā)生，但是卻表明元朝對待宋朝宗室的政策并非鐵板一塊。
宗室是皇權的造物，即使在南宋也有著實實在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特征，而進入元朝的趙宋宗室早已不復如此。除了在叛亂中重獲的一點微弱力量之外，前朝的趙姓宗室對元朝國家已經不再構成威脅，可以受到通融照顧——如果地方官愿意的話。
由馥的敘述還解釋了宗室后裔表達宗室身份的新方法。作為社會的政治實體的宗室已經不存在，子孫后代的任務便是從過去中尋找可以轉化為現(xiàn)時意義的東西。對由馥，以及與他在同一年寫作的趙若和來說，這包括講述他自己的經歷，恢復祖先祭祀，由此將宗室和宗室以后的家族連接在一起。對于譜牒作者來說，這意味著展示一條一直通向宋朝皇帝的父系族譜，僅此而已。
明代殘存的宋宗室后裔慢慢恢復生氣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這時南外宗正司已成為歷史遺跡，趙氏皇族也淪為普通老百姓，但作為歷代望族的趙氏，卻慢慢恢復生氣，迎來復興“鄉(xiāng)賢名宦”時期。
趙由瓗第四代孫趙惟憲，選郡庠生，嘗教授于鄉(xiāng)，重建祠堂，修譜牒。
趙由騰第四代孫趙惟珤，成化元年乙酉（1465年）中解元，登丙戌（1466年）進士第，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遷員外郎，轉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學政。
趙由馥第四代孫趙惟祥之孫趙本學為明代著名軍事理論家，其著作《趙注孫子兵法》廣泛流傳于日本及世界各國。
趙由鈍第四代孫趙惟庚，永樂十五年丁酉（1417年）鄉(xiāng)試進士，升潮州同知、化州知州；明代文人趙恒（趙特峰）嘉靖十三年（1534年）鄉(xiāng)薦第五名，十七年（1538年）戊戌科進士，初授江西袁州府學教授，歷任南京國子監(jiān)監(jiān)丞、戶部江西司主事、工部虞衡司員外、戶部云南司郎中、兩浙鹽運司同知、云南姚安知府，著有《春秋錄疑》、《莊子涉筆》、《史記涉筆》。原甲第巷趙氏大宗祠有趙特峰塑像，大門外有著名思想家李贄題贈“鄉(xiāng)賢名宦”牌匾。
到何喬遠生活的明代末年，泉州時見宋宗室后裔。清·道光《晉江縣志·卷76·雜志下》引《閩小紀》曰：“何鏡山（何喬遠）前輩《泉趨八首》內：‘宋家南外刺桐新，鳳凰臺榭冢麒麟。至今十萬編民滿，時有當年龍種人?！文┤菘ぴO有南外宗正司，聚諸潢屬，今趙姓者多其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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